张业光把我带到唐万新办公室门口，很不经意地说了声：“万新，我把世渝给你带来了。”说完，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和表情，张业光转身就走了。
    在我看来，领导这么大的集团，唐万新给我的第一次见面几乎是礼节性的，不超过15分钟就会结束。
    但我们之间却一见如故，出人意料地谈了差不多两小时。在我写到此，翻看当年的笔记本时，在2001年11月15日的第一页上写着“14日见唐万新，谈话时间，约两小时”。
    第一眼见到唐万新，真是出人意料。一个小个子，一张娃娃脸，一撮小胡子，一对小眼睛。个人气质非常熟悉。
    唐万新还没来得及与我说话，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
    我趁他打电话之时，打量了一下他的办公室，简陋得没什么印象。然而，在我侧身的茶几玻璃上，一件熟悉的东西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光。顿时，让我全身的细胞都调动起来。
    那是一块国际上投资银行业务中最常见的水晶碑。完成了一桩并购交易或发行了一笔证券，投资银行都会将这笔业务的相关主体和交易金额刻在水晶碑上，赠送给相关机构和个人，以资纪念。
    唐万新茶几上这块碑全是英文。虽然从未学过英文的我看不懂，但碑上的内容我能猜明白。有“MURY”、“GE·KPIT”，金额3.75亿美金。碑上还刻着唐万新的英文名字。大概意思是，美国著名的通用集团旗下的资本公司，提供3.75亿美金融资，帮助德隆收购美国百年老店“莫瑞”。这是担任中介机构的麦肯锡赠送给唐万新的。
    我几乎被这块碑惊呆了。这让我在唐万新面前底气全无。这是外界对德隆、对唐万新无人知晓的惊人一面。唐万新讲完电话，看见我在注视水晶碑，很平常地说：“这是那帮洋人搞的。我在国内做平行借款，他们在国外帮我收购了一个百年老店。”在90年代初，如此重大的跨国并购项目，别说民营企业，就连国有企业都几乎没有听说过。但唐万新却轻描淡写地移开了话题。我对唐万新肃然起敬。
    2001年是我参与中国资本市场10周年，作为最早的一批参与人之一，10年来大量时间都是做一些国内的重组，而对于1999年全球并购达到史无前例的两万多亿美元的并购高峰这样的年头来讲，我们只记得那都是国际投资银行业的盛宴，是美林、高盛这些投资银行家们的大餐，对于中国来讲，只能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梦幻。唐万新能完成如此重大的跨国并购，并且是与全球一流企业进行的合作，这足以引起中国投行界、金融界乃至经济界震惊。此件事，当时国内所有财经媒体都不知晓。不知晓也罢，对于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反面形象的德隆来说，没有人会从正面去肯定的。
    唐万新问我都干了些什么。我把我的经历给他进行了短暂的描述。本来想在介绍自己的时候，特意多介绍一下我的投资银行业绩，但一看到眼前的水晶碑，全没了自信。
    唐万新像在面试一样地问我：你对中国的投行怎么看。我告诉他，中国的投资银行水平太低，证券公司是急功近利，只考虑发股票，有什么做什么，不能以客户为中心，不能向客户提供深层次服务，导致证券公司不去提高经营能力、专业能力。一代年轻的精英一毕业就去做这样的业务，是一种可怕的行业误导，年纪轻轻没用多少功夫就能轻易获得高薪、高提成，非常危险。我认为，中国至少有几百家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非券商类机构，他们没有特权，完全依靠市场手段，在券商的打压下，生存于夹缝之中，他们才是真正的专家。
    唐万新听得非常认真，也频频地赞扬，连声说“对”。听完我的介绍后，唐万新也简略地介绍了他自己。
    他说他也是重庆人，是我的老乡（国内所有媒体都说唐万新是新疆人），生在新疆，长在重庆，8岁时离开。读书的时候，喜欢自然辩证法，16岁就写这方面的论文，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地质的形成。后来没钱便去挣钱来搞研究，没想到一挣钱就转不回来了。什么时候不做生意了，就再来搞研究。
    唐万新谈到德隆时，告诉我，德隆在实业上做5个行业：食品、机电、汽车、建材、零售，暂时不考虑退出，等做到成熟的时候再说。在金融方面，明年可能达到8个机构，要研究这些机构如何联动。
    后来，唐万新告诉我：“你算得上中国投行界的老江湖了，经验多一些，你帮我考虑一下，投资银行用什么组织形式来吸引人才，特别是本土的人才；用什么机制让人才发挥作用，产生效益；用什么手段获得业务的成功。”
    提出这几个问题后，唐万新希望我好好想一想，有什么建议、想法随时跟他联系。然后，他将他的手机号告诉我，并且告诉他的秘书把我的手机号存下来，便于联系。
    跟唐万新谈完出来，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感。这些年的疑问完全消失了。我心里暗暗地告诉自已，想用3个月解决三个问题的想法已经没意义，凭着与唐万新的第一次长谈，我打消了对德隆的全部顾虑。
    我在德恒的工作也有条不紊地展开，投资银行业务人员的招聘工作也进展顺利。
    12月17日中午，唐万新的秘书再次来电话让我马上到唐万新的办公室。在我的记忆中，我见唐万新或者唐万新约见我的时间，最多的就是中午。
    我一到唐万新办公室，他再没有一句寒暄的话，立即直奔主题。他说：“我呢，去年就想动金融，结果被上面查来查去，折腾了好长时间。上半年一直像在打仗一样，郎咸平的文章把我害苦了。我把这些年赚的钱全扔进去了，这才把市场稳住。德隆算是保住了，但元气大伤。”
    “德隆的产业呢，已经基本上整合出了模式，战略管理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下面的事情就是一年一年、一个会一个会去磨合。磨合得所有人心烦，我们的管理就上了台阶了。”
    “金融上呢，我们被耽误了一年，时间很紧迫了。2006年，中国金融服务市场就要按WTO协议向全球开放，我们要经过几年的准备，希望将来在金融上能跟他们抗衡一下。我最担心中国的金融，我们的专业服务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都太差了。人家全都是混业的，我们是分业，怎么能抗衡。不是一个重量级，不能在一个拳台上较量。如果真是那样，我们会可悲。自己连国土都守不住，还谈什么国际化。”
    我告诉唐万新，创造一个中国自己的投资银行空间是我最大的愿望，也是我投资银行职业生涯中最大的理想。1994年，我在北京创办投行公司就有了这种冲动；1995年离开海南公司，也是想做一个职业投资银行家；1996年在万通，也是聚集了当时中国金融界的一大批高手，希望在万通的舞台上，创造中国的民营金融混业平台。当时的万通，投资民生银行、控股武汉国投、收购陕西证券、入股天安保险，网罗了前上交所总经理、人保信托总经理、南方证券副总裁、中创证券总经理、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创始人等一大群志存高远的金融精英。很可惜，当时没有一种核心凝聚力，最后，只能烟消云散。冯仑也放弃了金融梦想，成为专业的地产商。我们只好成立小小的万盟投资管理公司，回归到咨询业务中去。
    我虽然来了德恒，但我不是冲着德恒来的。既然来了，我就希望大干一番，听从你的调遣。
    唐万新想了想说：“这样吧，德恒、友联你就两边跨。友联这边，等我的安排，目的是设计并操作德隆的金融事业部，解决德隆金融系统内部协调及机制的有效性问题。将金融现有的几千个客户理出来，分成等级，对高端客户提供全面服务。”
    我告诉他，让他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我相信未来中国的投资银行市场一定是中国人自己的，中国的金融市场一定有我们的空间。
    这是我来德恒之后最为激动的一天，也是我职业生涯中少有的值得记忆的一天。
    当然，自这一天开始一直到我在德隆最后的结束，这中间所演绎的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是当时没有预料到的。
    唐万新为什么会选择我，为什么将我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我至今无从知晓。毕竟，我们此前仅见过两次，也许，我的敬业、我对投资银行的热爱、我的从业时间、我的为人、我的德恒报告……唐万新可以选择的人太多了，我既非科班，又非“海归”。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非常庞大、非常专业、非常复杂的、中国空白的事业，是在中国金融史上会有记载的事业。我怎么就敢毫无准备地接受这一工作呢？ 
    真是胆大妄为！
    我的确没有考虑那么多。过了很久以后，也不知是真是假，是不是唐万新心血来潮，找我谈谈而已，也许过两天他自己都忘了，而且具体叫我做什么也一点没谱。